“文章”考略

　　日月不居，時節如流，揆以物理，則寰宇莫非以變化為恒常。斗轉星移、白衣蒼狗，此其彰明較著者也，至如潛移默化、名存實遷，則不可不徐察而后致辨焉，所謂風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異，此履霜之漸而稽古之士所宜深惟。

　　「文章」之名，已歷千載，略考其實，亦凡數變，子貢曰：“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”，魏何晏注云：“章，明。文，彩。形質著見，可以耳目脩也。”唐顏師古則徑曰：“謂《易辭》、《文言》及《春秋》之屬也。”至于宋朱熹，乃權諸說而折中其言：“文章，德之見乎外者，威儀文辭皆是也。”觀三家訓詁，已見參差，視之今日所謂又復何如？先秦之「文章」固非漢魏之著作，六朝之「文章」又奚同于后世所經營？今不揣鄙陋，將以試考「文章」名實之嬗變，起自先秦，迄于清季，期于粗規涯涘，略明源流，至若舛訛謬誤，固不待言，是所乞正于方家。

　　子曰：“大哉堯之為君也。巍巍乎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煥乎其有文章！”（《論語·泰伯》）

　　然則夫子所謂「文章」可得而聞歟？何注謂“立文垂制”，固非耑指《堯典》而為言，夫子“述而不作”，「文章」之名亦當別有所指。《左傳·襄公三十一年》：“故正人在位可畏，施舍可愛，進退可度，周旋可則，容止可觀，作事可法，德行可象，聲氣可樂，動作有文，言語有章，以臨其下，謂之有威儀也。”此君人之氣象，時人所共推許，“動作有文，言語有章”，豈唐堯之有「文章」乎？其子貢之所稱道也。《左傳》有言：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”，堯舜之德布，不必文獻之可徵，孔子得而稱之，蓋法其遺意，而又溫良恭儉讓以行之，乃為子貢所聞而嘆焉，《荀子》曰：“言為可聞，行為可見。言為可聞，所以說遠也；行為可見，所以說近也。”此又言行「文章」之解說。

　　《周礼·考工记·画繢》：“青與赤謂之文，赤与白謂之章”，《易·繫辞下》又云：“物相雜，故曰文。”是文、章皆駁雜交錯之謂，《莊子》云：“滅文章，散五采，膠離朱之目，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。”亦是借指顏色。而諸子之書，若《荀子》《墨子》《文子》之類，亦多采此義。「文章」之謂笔墨，殆昉于漢。崔瑗《草書勢》曰：“書契之興，始自頡皇，寫彼鳥跡，以定文章。”文本錯畫，寫仿鳥獸蹄迒，而又適以修辭飾言，故推移其義而稱文章，《論衡》謂“學士有文章之學，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”，正此之謂。

　　觀漢所謂之文章之士，如《漢書·藝文志》“文章則司馬遷、相如”“劉向、王襃以文章顯”，《論衡》“漢世文章之徒：陸、賈、司馬遷、劉子政、楊子雲。”其人所體不倫，或史，或賦，或奏議，或策論，然大要皆以文采馳譽當世。

　　「文章」之體亦泛無所歸，若劉邵《人物志》所謂“能屬文著述，是謂文章，司馬遷、班固是也”“文章之材，國史之任也。”文章特言史筆；《漢紀》“（東方）朔對問響應，權變鋒出，文章辭令，橫辯無窮。”「文章」或謂辭令；《王莽傳》曰“劉歆典文章。”則「文章」者似典籍之謂也；《揚雄傳》“雄從至射熊館，還上《長楊賦》，聊因筆墨之成文章，故藉翰林以為主人，子墨為客卿，以風。”則文章者又賦也；至于當篇所言“實好古而樂道，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。以為經莫大於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；傳莫大於《論語》，作《法言》；史篇莫善於《倉頡》，作《訓纂》；箴莫善於《虞箴》，作《州箴》；賦莫深於《離騷》，反而廣之；辭莫麗於相如，作四賦。皆斟酌其本，相與放依而馳騁云。”則「文章」者，蓋又囊括經傳史箴賦辭諸文體而為言，是「文章」之名不肯定而漢世之說多異辭。

　　「文章」至于魏晉六朝，流別既遠，名目益繁，《文心雕龙》云“聖賢書辭，總稱文章。”是為統攝之說。鍾嶸《诗品》謂“太康中，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，踵武前王，風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興也。”“曹劉殆文章之聖。”亦皆以書辭為名。《文心雕龙》“古來文章，以雕縟成體”“文章由學，能在天資。才自内發，學以外成”“（緯書）無益經典，而有助文章”，凡此皆以砥砺辭采為事方稱「文章」。魯迅曰：“蓋當時文章界域，極可馳張，縱之則包舉萬匯之形聲，嚴之則排擯簡質之敘記，必有藻韻，蓋移人情，始得稱文。”（《漢文學史綱要》）可謂中肯之言。

　　「文章」之界域不一，而論其所由来尤棼如難定，雖聚訟千古而終莫衷一是，今試觀諸家之說，以見其優劣得失。梁任昉《文章缘起》曰：“六經素有歌詩誄箴銘之類，《尚書》帝庸作歌，《毛詩》三百篇，《左傳》叔向貽子產書，魯哀公孔子誄，孔悝鼎銘，虞人箴，此等自秦漢以來聖君賢士沿著，為文章名之始。”《文心雕龍》亦謂“唯文章之用，實經典枝條，五禮資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煥，軍國所以昭明，詳其本源，莫非經典”，《顏氏家訓》曰“夫文章者，原出五經。”是皆謂「文章」源出經典，后世文體各沿枝脈，然持是說者多暢其流而未探其源，經典所自，可得聞乎？

　　清阮元《文言說》曰：“孔子於《乾》、《坤》之言自名曰文，此千古文章之祖也。”其《書梁昭明太子〈文選〉序後》又云“故古人言貴有文，孔子《文言》，實為萬世文章之祖。”則「文章」之興，盡歸美于孔子。須知圣賢所做為，為後世之師法，而下贱之無居，為天下之惡所皆歸。夫子固文教之元祖，至于「文章」緣出茫昧，固不必肇自孔子也。

　　至劉師培氏乃揣言曰：“蓋古代文詞，恒施祈祀，故巫祝之職，文辭特工……欲考文章流別者，曷溯源于于清廟之守乎！”（《文學出于巫祝之官說》）魯迅宗其說而別有衍釋：“連屬笔墨，亦謂之文。而其興盛，蓋亦由巫史乎。巫以記神事，更進則史以記人事也，然尚以上告于天。翻今之《易》與《書》，間能得其仿佛，至于上古實狀，則荒漠不可考。”（《漢文學史綱要》）析情入理，持論至允，固視阮說為長。觀楚詞《九歌》《招魂》，可以見降神之辭采華茂，蓋「文章」虛則易翻空出奇，實則難描摹勾勒。此說于理為融，于情為洽，殆可從聽。

　　杜甫詩曰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”「文章」之義亦大矣！然古來「文章」之用，每多歧說。或期以揚名，或因而載道，或務為致用，或但求達意，今試縷陳其說如右以見其得失。

　　魏文帝《典論·論文》：“蓋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于翰墨，見意于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辭，不託飛馳之勢，而聲名自傳于后。故西伯幽而演易，周旦顯而制禮，不以隱約而弗務，不以康樂而加思。”其《與王朗書》又云：“唯立德揚名，可以不朽；其次莫如著篇籍。”桓范《世要论·序作》云：“夫著作书论者，乃欲阐弘大道，述明圣教，推演事义，尽极情类，以为法式，当时可行，后世可修，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，不可胜记，唯篇论倜傥之人为不朽耳”。凡此皆以「文章」為接世揚名之器，后世學人，亦多有以此礪志發憤者，然篇籍日富，作者益多，沙汰海選，湮滅者繁，欲從「文章」致不朽，固不足以憑。

　　《文心雕龍》：“故知道沿聖以垂文，聖因文而明道。”宋周敦頤曰：“文所以載道。”（《通書·文辭》）此載道之說，明薪盡火傳之旨，然輪扁之說、言筌之論，已辯于前矣，后世作者雖欲鄭重其事，明文倡道，若昌黎之議古文，阮元之尚文言，但數變文體，屢易風尚，固未嘗脫于形囿以達于“道”。

　　漢王充《論衡·自序》曰：“為世用者，百篇無害，不為用者，一章無補。如皆為用，則多者為上，少者為下。”《對作篇》又云：“起事不空為，因因不妄作，作有益于化，化有補于正。”此致用之說，而后世多有遙應之者，如唐白居易言“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。”（《與元九書》）柳宗元曰：“文之用，辭令褒貶、導揚諷喻而已。”皆以「文章」為補時達用之作，至宋王荊公發明體用，兼論文質，設喩頗巧：“且所謂文者，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；所謂辭章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，誠使巧且華，不必適用；誠使適用，不必巧且華，要之以適用為本，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。”（《上人書》）此經世者言，以繩古今笔墨，則泰半可去。

　　孔子曰：“辭達而已矣。”蘇軾因而演其義曰：“夫言止於達意，即疑若不文，是大不然。求物之妙，如繫風捕影，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，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，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？是之謂辭達。辭至於能達，則文不可勝用矣。”此又洞達通脫之說，「文章」者固因時而變體，或濟世用，或攄性靈，或敦教化，要之達意而已矣，清黃遵憲《雜感》詩云：“我物寫我口，古豈能拘牽？即今流俗語，我若登古編，五千年后人，驚為古斑爛。”于今觀之，其言可從。

　　「文章」至于今，則嬉笑怒罵，在所為之，宛然面目，隨文而見。雖足以供一時之快，而辭鄙格卑，每每而是，斯亦不足與觀也。今略考「文章」之源流，淺議「文章」之服从，功謝囊螢，識同窺豹，不揣愚陋之資，徒慕博雅鴻文，率爾操觚，至于邯鄲學步，東施效顰，遂貽畫虎之譏。（作者：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）